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呼吸之间。
(1)25 1982年，张岱年还发表了《开展中国哲学固有概念范畴的研究》一文，说明概念范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国荣具体的形上学三书，即《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和《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
这样看来，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既要看到其普遍性(哲学)，又要看到其特殊性(中国)。我们研究它们的相互渗透时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否则就会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3)10。1916年，谢无量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谢氏虽然认为哲学一词源于西方，但认为西方所说的哲学大致不出我国的六艺九流范围。(2)72 强调中国哲学的自主性、民族性，不仅要对过去的中国哲学思想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而且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更加符合我们当前的社会发展，能够在解决当前社会重大问题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此书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为指导来科学地研究中国哲学史。
50(3)参见张汝伦《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4期。有的学者从中国哲学的起源来说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哲学史所研究的是不老的、现在活生生的东西。
在他看来，前一种态度不易办到，因为中国当时已经不可避免要受到西学的影响，而且按照这一态度写出来的也不是哲学史。我们对于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要有自信。这三部书构成了具体的形上学的哲学体系，《道论》着重从本体论方面阐释具体的形上学，《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以道德形上学为侧重点，《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则主要关注意义领域的形上之维，三者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其共同的旨趣，则是走向真实的存在。29(1)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冯契就是在接受了列宁的这种哲学史观情况下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认为哲学史就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其研究对象就是整个人类认识的历史。
苏联日丹诺夫根据列宁的后一种说法否定了苏联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史定义，其实亚历山大洛夫把哲学史看作认识史也是根据列宁的说法而来的。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本来就是中西交流下的产物，其在创建之初就参照了西方哲学的标准。中国古代本无哲学一词，作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建立起来的。42(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第8页。
因为有‘相似点，所以才有‘哲学这个类名。受到列宁重视西方哲学史中概念范畴的影响，中国哲学史界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概念、范畴研究的浪潮。在西方哲学大量翻译与传入影响下的中国哲学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随着西方哲学的不断传入，中国哲学研究者开始借助西方哲学的视角来认识中国哲学，其在20世纪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陈来和杨国荣关于王阳明的研究著作。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那么中国哲学的自我觉醒如何展开呢?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如何展现其特殊性呢?对于这点，不同的学者表现出了不同的方式。可见以上的几种看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或仅看到中国哲学的中国方面，或仅看到中国哲学的哲学方面，从而都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正如陈来所说:我们应当立基于全部人类化，把‘哲学看作一共相，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因此，此书在当时无疑有着某种示范作用。
研究哲学史，应该在特殊中显示一般，这样的一般才是有血有肉的具体真理。这个过程现在还在进行中，还没有完成。牟氏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呼唤新人文主义出来推动文明对话，而孔子仁学最具博爱精神和协调智慧，经过创造性阐释充实新人文主义内涵，可以起到引导世界潮流的重要作用。蒙培元于1989年出版的《理学范畴系统》则是一部断代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的著作，该书从理气心性知行天人四个部分探讨了宋元明清时期理学的范畴系统。这样西方哲学就与中国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及清代的义理之学研究对象大略相当。因为现代的经学、子学研究不可能回到纯粹的古代研究方法中去，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现代学术方法的影响。
它是无限地近似一圈圆圈，近似螺旋的曲线。当时日本有外国语学校、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专门学校、东京大学校等设置。
如果说对于孔子评价只是对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研究中国哲学这个自我反思的一个序曲的话，那么1979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讨论会则标志着在方法论上对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研究中国哲学反思的全面展开。哲学史是认识史，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这两个说法本来是互相补充、并不排斥的。
在此书的学术志中，黄遵宪介绍了日本明治四年(1871)的教育制度。全书包括绪论天道篇和人道篇。
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戴卡琳就是这样认识的。26(2)参见张岱年《开展中国哲学固有概念范畴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我们就要为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1)4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参照就是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其讨论的正是哲学史方法论问题。
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就已经从此角度说明中国哲学的正当性。胡适还认为，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因此，哲学也有宇宙论、知识论、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不同种类。
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其实在冯契此书之前，肖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中就已经开始用列宁哲学史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历史的理论来编写中国哲学史了。
有的学者从方法论角度探讨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哲学的著作和效果是不会为后继者所推翻和摧毁的，因为其中的原则不是业已过去了的;我们自己也是出现在其中的。
对偶范畴则可以分为天道范畴(如天人、本末、有无等)、人道范畴(如道德、仁义、美善等)和知言范畴(如名实、知行、是非等)。因此，对于唯心主义思想家，不能仅仅判断其是唯心论为止，而要仔细研究他的著作，分析他的论证，才能判断他是在那一方面失足的。18(1)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认为批判孔子不是完全否定孔子，而是用扬弃的办法，批判其错误的、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内容，继承其合理部分。
他指出: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人物，孔子创建了一个学派，提出了一些错误见解，也认识到了一些真理，从而留下了许多为后人由以出发并得以利用的思想材料。因此，他对于哲学史的描述不是日丹诺夫式的而是列宁式的，即哲学史还有它自己的一般规律，那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些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以至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不断胜利。
在他看来，与黑格尔、列宁所说的西方哲学史近似一串圆圈和螺旋式曲线的过程一样，中国哲学史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可以比喻为一个由许多小圆圈构成的大圆圈。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国荣具体的形上学三书，即《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和《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
62(2)陈少明:《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2-113页。17(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1980年修订本)》，第1册，第34页。
